【科技】假如機器人有性別，你希望它是男是女？
機氣林智能科技2019提供自動化零件，工控產品，工業機器人，以及機器人零部件。
機氣林智能科技有話說：
市場給出的答案很簡單——市面上的導航語音大多數都是女聲，大型科技公司的智能語音助手默認都是女聲。蘋果Siri、亞馬遜的Alexa、谷歌的Google Assistant以及微軟的Cortana中，只有Siri可以變成男聲，而其它的智能語音助手就只有女聲的設置。
很多人批評這實際是物化女性在科技界的表現，即試圖塑造一個擁有完美身體但心智不足（完全受自己控制）的女性機器人。她們簡單而性感，是玩物，是服務的提供者，而不是一個人。
假如你有機會設計一個機器人，你希望它是男是女或是沒有性別呢？也許我們可以從科幻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尋找答案。
長期以來，科幻小說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可以改變社會認知的文學類型，經由達科·蘇文所定義的“認知疏離”敘事方式，讀者得以理解不同于真實存在的社會體系與人類境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便是對于性與性別的書寫與思考。
但對于性別議題的探索并非從科幻誕生之日便開始。可以說，20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爆發的反文化思潮以及新浪潮運動奠定了這一基礎。在此之前，大部分科幻作品至少在其敘事層面上刻意忽略了性與性別，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科幻作品發表的主要媒介為雜志，而雜志的受眾群體被定位為青少年尤其是男孩。
但即便如此，許多的黃金時代作品仍借由構造不同種族與性別的“他者”也就是外星人形象以及放置在未來的烏托邦或反烏托邦敘事，來隱晦地探討性別權利，尤其是女性主義的議題。
自1880年“女性主義”這個詞被發明以來，對于它的定義與理解可以說跟對“科幻”的定義和理解一樣紛繁復雜。近200年來，作家們一直有意識地使用科幻小說來戲劇化當代女性所面臨的復雜問題，這些問題與社會和技術變革密切相關，且充滿了政治性。
早期常用的方式包括讓遭受性與性別不平等的角色到異世界（外星球）或異時空（未來）進行游歷，來表達一種想象性的女性權利解決方案。例如，麗莉斯·洛林（Lilith Lorraine）的《進入二十八世紀》（1930）的主角們享受無勞動節日的美食和起泡飲料，而萊斯利·斯通（Leslie F. Stone）的《帶翅女人》（1930）將家務委托給機器人。與此同時，在蘇菲·溫則爾·艾利（Sophie Wenzel Ellis）的《光明生物》（1930）中，分娩的危險被完美的玻璃子宮所消除。這些故事用羅賓·羅伯茨的說法就是，“用女性主義的童話來對抗我們文化中厭惡女性的故事”。
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之后，女性主義科幻作者幻想這樣一種未來，女性可以通過科學技術來改變人類本身，從而克服異化和保證與男性之間的平等。正如哲學家舒拉密·費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性別辯證法》（1970）中所說的那樣，“與經濟階層不同，性別階層直接來自生物學事實：男人和女人被創造出不同的而非同樣的特權”。費斯通認為，新的生殖技術是消除性別差異的關鍵。
這個時期的科幻作家批評性和經濟剝削，同時贊賞試圖阻止這種行徑的女性。包括麗莎·塔特（Lisa Tuttle）的《妻子》（1979），瑪吉·皮爾斯（Marge Piercy）的《時間邊緣的女人》（1976）和蘇茲·查納斯（Suzy McKee Charnas）的《走向世界盡頭》（1973）等故事都想象未來女性變成玩偶般的生物，以取悅她們的丈夫。她們想象女性以各種方式進行反抗，包括自殺、戰爭以及原本屬于男性的科學本身。有些作者同樣探索通過家庭和生殖改革創造真正平等的新世界的可能性。比如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Leguin）在《黑暗的左手》（1969）中通過人類學和社會學來展示雌雄同體的文化如何分配生育責任，從而更公平地分配權利關系。這些作品展示了男性和女性如何通過使用技術來重新分配勞動力和勞動力再生產來實現充分的人性。
認真思索科學、社會和性別之間的關系
在追求性和性別平等成為普遍共識的今天，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的出現為科幻作者帶來了新的議題。與早期許多將科學視為性別歧視一部分的女性主義者相反，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第三波女性主義者認為，認真思考科學、社會和性別之間的關系應成為所有女性的核心優先事項。
在堂娜·海拉維（Donna Haraway）開創性的《賽博格宣言》（1985）中，她發掘出女性主義、酷兒、政治經濟學和科技的理論聯系，并將賽博格（人機合體）視為一種混合主體，以超越主流敘事，尤其是與性別和性相關的敘述。賽博格、外星人、跨物種生命、虛擬身體，所有這些作為科幻的又一種“他者建構”，動搖了權利與身份認同的話語體系。這重新想象了朱迪思·巴特勒所謂的“性別表演”，即主體的性別身份不是既定的和固定不變的，而是不確定和不穩定的，即是表演性的。
非裔美國女性作家奧克塔維婭·E·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的《血孩子》（1984）和《種族滅絕》三部曲（1987-89），以及她最后一部作品《雛鳥》（2005）中，對跨物種和跨性別角色的塑造，對人類與異族交配、繁殖以及復雜性共生模式的處理，表現出了深刻而無所不在的權力色彩。在《種族滅絕》里，被稱為Ina的吸血鬼外星生物與人類的“共生體”保持著互聯，多元的關系。由于人類依靠Ina生存，反之亦然，歡愉與權利變得不可分割。基于Ina對人血養分的需求以及人類對Ina“毒液”的成癮，將肉身性與習得性的欲望融為一體，既是非自愿的（因為受到身體需求的驅使），又是自愿的（因為共同生存所必需）。
在探討女性主義的科幻作者中同樣不乏男性的身影。早在20世紀20-30年代，開創美國科幻黃金時代的《驚奇故事》主編雨果·根斯巴克（也是雨果獎名字的由來）便批判了現代節育運動。自20世紀60和70年代以來，男性作者已經習慣于將女權主義納入自己的主題。如在賽博朋克（英語Cyberpunk，是控制論Cybernetics與朋克Punk的結合詞，是計算機或信息技術作主題的科幻故事分支）領軍人物布魯斯·斯特林的《網中之島》（1988）和《圣火》（1996）中，探索了新的信息和生物醫學技術如何解離女性的傳統生活模式，從而鼓勵她們與家人和更廣闊的世界建立新的關系。這些故事展示了男性和女性一樣，能夠使用科幻來創造性地改寫對科學，社會和性別的主流理解，從而在新的千禧年到來之際重新結構我們的思想。
另外一種值得關注的科幻性別寫作來自粉絲及同人（Slash）創作，通常是基于流行的電影、電視和小說敘事文本，對現有科幻角色進行配對，通過科技（基因改造、生物工程、人體增強等）來塑造技術化身體及改寫欲望敘事，帶有強烈的情色意味。
從這些相對邊緣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對傳統婚戀模式，欲望二元模式的真正挑戰：在邊緣人群作家、少數族裔作家，以及粉絲同人作品中，他們開創性地使用傳統的科幻符號和技巧，來營造出讓讀者感到疏離同時愉悅的性別設定。
由于歷史社會文化背景上的差異，也由于長期以來對科幻文學的定位停留在科普或少兒文學方向的創作上，中國當代科幻作品中對于性與性別議題的探討仍然處于一個起步階段。盡管在女性代表作家如趙海虹（《伊俄卡斯達》）、凌晨（《潛入貴陽》）、郝景芳（《流浪瑪厄斯》）、夏笳（《中國科幻百科》）、遲卉（《歸者無路》）中都通過女性角色視角完成了對想象性世界的探索與秩序重構與和解，但并未能借助科幻的認知框架更進一步的顛覆與討論性別議題本身。更加直白地說，這個議題并沒有如其他男性占據主導的科幻傳統議題（如資源爭奪、階層沖突、科技異化、賽博朋克等）般引起女性作者的興趣，而造成很多時候中國女性科幻作品的“去性/性別化”傾向。
有趣的是，中國男性科幻作者卻在這方面展現出比女性作者更為自覺的探索熱情，如韓松在《美女狩獵指南》《柔術》《紅色海洋》等作品中，對于性別與權力意識、禁忌的挑戰與建構都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嘗試。劉慈欣的《三體》中塑造了或許是中國科幻文學史上最為復雜立體的女性角色——葉文潔與程心。在敝作《G代表女神》當中也圍繞著性和權力這一核心議題展開討論，并獲取了相當熱烈的讀者反饋。但縱觀比較，中國當代科幻對于性與性別議題的書寫與探索依然稀缺，或是停留在表層的符號層面，尚未真正進入到文化基底之中，這與整個社會性別意識的覺醒程度亦是密不可分。
終究，科幻文學與文化反映的是我們的現實世界，無論是保守觀念還是挑戰性別現狀的敘事探險，這些故事都為我們展現了許多不同的欲望形式與親密關系。而在這些或然時空里，永遠不缺乏的是嶄新的性與性別的可能性。
（作者：陳楸帆，系科幻作家，世界華人科幻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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